在亮点与盲点之间——论“不证实自己有罪”的规范对比与冲突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首次引入的旨在抑制刑讯逼供、促进人权保障的法律规范,具有宣示性的正面进步意义。然而这一立法亮点降生在我国特定的司法体制体中,无论是法律语言的内涵还是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创制方面,与国际法、外国法视野中的"不自证其罪"尚存在诸多差异;同时,规范所凸显的价值与国内程序法、实体法、证据法形成的紧张关系,将不断拷问未来法律实施的效能。制度中的盲点只有借助于立法完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冲突解决机制的有效介入与解构,亮点才能闪烁出理性的光茫。     

核安全峰会与核安全全球治理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为应对核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严峻威胁,提升国际社会应对核安全威胁的能力,重塑美国在核领域的领导地位,积极推动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核安全峰会。经过四届核安全峰会,国际社会在促进凝聚核安全共识、设定合作重点并推动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面临着在后峰会时代保持国际合作势头、明确和完善核安全全球治理范畴以及进一步完善均衡的核安全全球治理机制等挑战。为确保核安全全球治理在后峰会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在治理范畴方面分清主次,在治理模式方面坚持全球合作治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作用。拥有大量核材料与先进核安全技术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负有特殊责任,理应发挥表率作用。     

美国证据法上的配偶证言特免权——以特莱默案为中心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特免权做了比较概括的规定，而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任何特免权规则。在美国普通法的背景下，几个重要判决对配偶证言特免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证据法中配偶证言特免权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参考的依据，有利于证据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及探讨，有助于我国相关证据规则的建立。     

自动消色笔书写笔迹显现方法的实验研究

目的为自动消色笔书写笔迹的显现识别提供最佳方法。方法通过观察不同种类的自动消色笔书写在不同纸张上,保存在不同环境下的笔迹的消色过程、消色时间,分析判断消色笔书写笔迹的基本特性。使用文检仪、静电压痕仪、不同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显现消色笔迹,比较不同显现识别方法的特点及优劣。结果不同的显现方法各有优劣,使用氢氧化钠溶液显色效果的最佳浓度为1.0 mol。结论在自动消色笔书写笔迹的显现中,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显现方法达到识别检验的目的。     

从经验到法则:经验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引入与规制

从事实认定制度发展的历程来看,经验法则是为将经验引入事实认定过程中并对其加以有效控制的一种独特机制.这种机制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着不同的表述形式和内在制约机制.在我国,经验法则和法律推定是将经验引入事实认定过程的两种不同机制,它们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控状态.这种失控状态的产生源于其内在制约机制的缺陷....     

论量刑程序分立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程序改革。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化特性,决定了量刑改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程序上的分离,而是需要从整体上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调整。在现有体制内进行修正,或将定罪量刑分而治之,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方案的取舍则需要对其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综合分析。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解读与评析

本文就《人体损伤程鉴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立法本意、“重伤一级”与残疾等级的对应关系、标准框架、标准中存在的技术问题等内容，予以解读。本文作者认为，（1）《标准》满足了司法审判中对“严重残疾”予以医学界定的需求，其中的“重伤一级”即是对“严重残疾”的明确界定。（2）对比分析显示：“重伤一级”的24个条款中，有23个属“严重残疾”状态，其残疾等级分属“1-4级”。（3）《标准》延续了原重伤、轻伤标准的鉴定原则不变，并修订大量条款，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4）《标准》大量吸纳了国际上ICF、GEPI等残疾分类的新理念，更具有进步性。当然，研究显示，标准亦存在一些技术问题：（1）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对技术标准的形式要件要求；（2）标准条款之间有不平衡、不严谨的现象；等等。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对《标准》条款的解读、争议、规制，将是中国法医临床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THE LEGAL REGULATION ON BOARD SIZE IN CHINA: RETROSPECTION AND ANALYSIS

The issue of the board size includes sub-issues such as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board. Most management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rectors, and the power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board and manage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st and performance of the board. The board size is also an interesting legal issue because it is subject to the company law. The existing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ts upper and lower limits both on joint stock companies and limited companies. Such a strict legislative model is unique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the recognition of free people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origin of the legitimacy of law. Therefore, the companies themselves are supposed to discover corporate governance pattern themselves. Is it necessary for legislators to set a limit on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If so, should such limit be or permissive?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purpose, and the real effects of such a norm?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raised above.     

“理性”抑或“怀疑”:英美证据思想的“世纪之争”

对是否能够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的回答不同,将英美证据法学划分为两大基本派别: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理性主义认为,可以而且应当运用证据证明事实,这是人类理性的直接表现。而怀疑主义认为,不可能或很难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由此,积极建设性的理性主义与消极解构性的怀疑主义萦绕纠缠,形成了证据法学发展的世纪争论,这些争论使证据法学领域不再中心化、霸权化,而是走向多元。     

Alu家族在法医DNA分析中的应用

Alu家族是灵长类特有的短散在重复序列,在人类基因组内含量丰富,分布广泛,甲基化程度高,有种属特异性和插入变异,为法医DNA分析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潜在的解决途径。目前,Alu元件在法医DNA分析中的应用包括:DNA定量、种属鉴定、种族鉴定、性别鉴定、个体识别和亲子鉴定,以及全基因组扩增等。本文总结各种基于Alu元件的法医DNA分析技术的原理和特点,探讨Alu元件的法医学研究和应用前景,供相关学者参考。